董事怒怼记者“滚开” 涉事公司致歉 危机公关失当引发次生舆情

9月2日，蓝鲸新闻发布报道称，一名49岁男性胃癌患者在加入深圳易慕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项名为IMC002的CAR-T细胞临床试验后离世。该患者于2026年3月2日输注试验药物，当天突发双侧硬膜下血肿、脑疝，被迫接受开颅手术，术后长期昏迷，最终于4月26日在ICU去世。
受试者家属程女士质疑《受试者主知情同意书》未明确提示颅内出血、脑疝等严重风险，仅以“CAR-T相关出凝血疾病”等概括性表述覆盖。事发半年内易慕峰从未直接联系家属，所有沟通均由医院转达，公司仅提出“人道主义补偿”而非直面责任认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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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方回应梳理
面对愈演愈烈的舆论风暴，涉事各方先后作出了回应。
易慕峰公司：易慕峰生物回应蓝鲸新闻称，已配合医院伦理委员会依法依规开展相关评估工作，充分理解家属希望厘清事件缘由的诉求，相关事实应当在法定程序下予以公正厘清，将全力配合各方依法开展的调查评估工作，并尊重独立调查和评估得出的正式结论。
董事李佳昕：9月2日，《时代周报》记者就此事致电易慕峰董事李佳昕核实情况，遭对方粗暴回应“滚开，烦不烦啊”。澎湃新闻于9月4日再次致电李佳昕，对方在得知记者身份后随即挂断电话并拒绝回复短信。
董事长孙敏敏：时代周报记者于9月2日、3日多次致电、致函董事长孙敏敏，未获回复。就在事件曝光前不久的2026年7月，孙敏敏刚刚签署了《坚守科研伦理行业自律书》。
上海长海医院伦理委员会：9月3日，潇湘晨报记者联系上海长海医院伦理委员会，表明身份后工作人员反问“你只是个记者是吗？”当记者询问是否接到家属投诉时，对方称“我们不知道！”随即挂断电话。新浪财经《BUG》栏目致电长海医院伦理委员会时，工作人员同样表示“对这个事情不是很了解，无可奉告”。
上海市卫健委：9月4日，上海市卫健委工作人员告诉潇湘晨报记者，对于医疗纠纷，应该先走正规的医疗鉴定程序。对于如果司法鉴定证明患者死因与治疗相关卫健委是否会介入，工作人员表示，请先发采访函走程序，无法在电话中回复。
舆情应对分析
易慕峰此次危机中，长达数月的信息真空为后续舆论发酵埋下了隐患，虽然官方书面声明措辞严谨合规，却因个别高管的情绪化回应引发次生舆情。
第一，危机公关的“黄金窗口”被彻底错失。从受试者4月26日死亡到9月初媒体介入，中间存在四个月的缓冲期。如果在此期间易慕峰能够主动与家属沟通、配合独立调查、适时向公众披露信息，完全有可能将事件控制在可控范围内。但企业选择了“不直接联系家属”“全程经医院转达”“招股书未专项披露死亡事件”的回避策略，将本可通过沟通化解的矛盾不断堆积，最终以最激烈的方式爆发。舆论的愤怒不仅针对事件本身，更针对这四个月的沉默。
第二，董事的粗暴回应引发“次生舆情灾害”。受试者死亡事件本身已具有较高的新闻敏感度，但真正将事件推向舆论风暴中心的，是董事李佳昕那句“滚开，烦不烦啊”。这一回应让公众关注的焦点在短时间内从“药物是否导致死亡”转为“企业对待生命的态度”。而随后澎湃新闻再次致电时李佳昕直接挂断电话并拒绝回复短信，则进一步坐实了傲慢的公众印象。《时代周报》评论指出，“言语失当或许可以简单归为个人情绪，但是作为公司董事，其言行很容易被视作企业面对危机的真实心态”。《新京报》快评进一步警示：舆论已经证明，让记者“滚开”堵不住悠悠众口，越是想躲避，越会被追问。
第三，企业舆情回应主体的全面缺位与错位。从危机公关角度看，重大危机应由企业最高决策者或指定新闻发言人出面回应，但易慕峰恰恰出现了责任主体的全面缺位与错位。一方面，董事长孙敏敏全程缺席，拒接电话、拒回采访函、不作任何公开回应。而就在事发前一个多月，她签署了《坚守科研伦理行业自律书》，承诺“将受试者安全置于首位”，这份伦理承诺与其在危机中的沉默回避形成了刺眼的反差。另一方面，企业公关部门同样“失声”，对外沟通渠道形同虚设。最终，被迫站在舆论枪口前的，是技术背景出身、毫无舆情应对训练的非执行董事李佳昕，而她以“滚开，烦不烦啊”六字完成了灾难性的回应。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评论指出，“该出面的人缺位，不该接枪的人被推到台前，公关渠道完全失效”。
第四，IPO静默期不应成为拒绝回应的挡箭牌。易慕峰今年2月递表失效后于8月18日再次向港交所递交IPO申请，有观点将易慕峰的沉默归因于港股IPO静默期的合规约束。但《每日经济新闻》明确指出，“IPO申报阶段是静默期，但静默期不是捂住重大事件真相的挡箭牌。港股IPO静默期约束的是发行人不得违规开展面向证券发行的宣传推介，并非要求企业对公众质疑失声，更不等于可以对已经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回避舆论监督”。企业将资本市场的程序规则错误地套用到了公共舆论场，当以静默期为由拒绝回应一条逝去的生命，公众看到的不是合规，而是冷漠。
第五，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回应再引信任危机。伦理委员会本应是受试者权益保护的“守门人”，其职责之一就是接受公众和媒体监督问询。但“你只是个记者是吗”“我们不知道”“无可奉告”并挂断电话的回应方式，不仅未能澄清事实、安抚舆论，反而强化了公众对伦理监督形同虚设的负面认知，一家医院伦理委员会在面对媒体核实时表现出不知情、不配合、不回应的三不姿态，其公信力受到的损害不亚于药企本身。
小结
在社交媒体时代，危机公关的核心已不再是如何回应，而是谁来回应、何时回应和以何种姿态回应。易慕峰事件中，一句“滚开，烦不烦啊”之所以能引爆舆论，是它所传递的傲慢、冷漠、回避、不尊重，将一场本可在专业框架内讨论的临床试验安全事件，推入了道德审判的漩涡。
当以治病救人为使命的生物科技企业，在面对因试药而逝去的生命时，给出的第一反应不是敬畏、不是歉意、不是担当，而是让追问者“滚开”，那么无论它的技术多么先进，在公众心中的伦理信用都已遭到不可逆的损伤。这种损伤，远非任何一份措辞严谨的声明或一次IPO的成败所能修复。